我在「安安的台灣遊學記」一文中,描述了安老闆去年在台灣讀小一的經過。不過那時員工A(又名老媽)沒有隨行,只能寫一些採訪到的二手資料。今年就真正見識到台灣的小學生活了,跟我們那一代很不一樣喔! 
 
我在去年那篇文中提過:現在台灣社會的少子化情形非常嚴重,很多國小都怕招不到學生。安安本來就在台灣有戶籍,所以那時我們拿了美國的成績單和預防注射紀錄,很輕易地把她轉進去了(回美國前再轉出來)。有了學籍之後,今年的轉學更是簡單到了亳無手續可言的地步:我們事先根本沒有通知學校,抵達台灣後的第三天早上(星期一),安爸把安安和我帶到學校,在門口辦了訪客證後,就輕車熟路地直入教務處,把安安的身份證拿給職員看(安媽OS:我們為了方便,特別去區公所替安安辦了國民身份證),說要轉入。教務處的小姐在電腦一找:「喔,這位學生去年有來過嘛...(又打了幾下鍵盤)...好了,我帶同學和媽媽去教室吧!爸爸留下來繳費和買課本!」
 
我嚇了一跳:「就這樣啊﹖可是現在課上到一半... 要不要等下課再去,比較不會打擾﹖」
小姐豪邁地揮揮手:「沒關係,現在走吧!」
她把安安帶到了去年的同一班上,當時的導師已經退休,現在是代課老師在教,但同學都是安安認識的。教務處職員在門外叫道:「彭老師,來了個轉學生!」
 
老師事先當然不知道安安要來,而且全班二十四個學生,已經滿額了;但是她完全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,眼睛眨都沒眨地說:「好好,轉學生...叫什麼名字﹖...各位小朋友,我們班來了一位新同學喔!」
全班同學一起往站在後面的安安看去,馬上有人叫了起來:「不是新同學,她去年已經來過了!」
 
老師說:「那麼同學妳自已去搬椅子吧!那邊角落有些多餘的桌椅可以用。」
安安剛進教室,還有點害羞,往後退了幾步。老師見狀就指著兩位同學說:「那你們去幫她搬!」
兩分鐘內桌椅搬好,安安坐下來。旁邊是她去年最要好的朋友,這位小女生把課本往兩人中間一推,和她一起看;老師立刻又開始講課了。講了幾句忽然想到:「對了,新同學妳的名字怎麼寫﹖」
安安還沒開口,底下就有人搶著告訴老師了。我站在教室外面,整個走廊空蕩蕩的,也沒人來管我;我覺得很有趣,也就繼續看下去。
 
安媽那時代的台灣,仍然是報禁、黨禁、書禁、旅遊禁、髮禁的十八禁威權社會:中小學校對學生的服裝、髮型、作息時間、課業要求以至各種行為,都有嚴格規定。老師的權力很大,體罰學生是常態,以「分數至上」為原則。那時的小學生,都是這樣子的乖乖牌,老師說往東,絕對不敢往西看一眼: 
 
school-03  
半節課看下來,我發現當今的小學生,比我們以前活潑了很多。大家穿便服上課,髮型、打扮五花八門。老師問問題時,有不少人搶著舉手回答;連老師沒問時,也有學生吱吱喳喳地問東問西:
 
school-01  
不過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,是下課鐘響起時,老師看了一下課本說:「哎呀,這段還沒講完耶!這樣吧,我趕快講解一下,說完馬上下課!」頓時底下噓聲四起,學生們拍桌子、打板凳、開汽水、喝倒采...
 
土包子安媽在門外看得目瞪口呆,心想:「天啊,如果是在我們那個時代,學生那敢這樣子搞,早就被老師海扁了呀...」但是再下來我嘴巴越張越大,因為老師竟然一副息事寧人的模樣:「好好好,那麼就下課吧!」
 
下一節課是音樂課,上課鈴響後全班在走廊整隊,由班長領頭走上三層樓梯,到音樂教室去。我跟在隊伍最後面,前頭是幾個小男生,邊走邊嘻嘻哈哈地玩鬧。爬了半層樓後,我前面那個胖胖的男孩,忽然轉過頭來,把手裏的水壺遞向我,沒頭沒腦地說:「幫我拿水壺!」
 
我嚇了一跳:「這位同學,你們快要進教室了耶!我拿了你的水壺,待會你不就沒得用了﹖」(心裏OS:同學,你又不認識我!難道我長得那麼像外勞大嬸嗎??!
小男生說:「拿一下下就好!」不由分說地把水壺塞在我手裏。原來他是要空出手來,和其他小朋友玩捉迷藏遊戲呢,就算只玩這麼一兩分鐘也好!
幾個男孩在樓梯上追逐了一下,眼看教室就要到了,我追在他後面叫:「同學,同學,你不要你的水壺了嗎﹖」
小男生「哦」了一聲,回頭接過水壺,但是立刻又作勢遞向我:「幫我打開好嗎﹖」
我沒好氣:「你不會自已開喔﹖」
小男生理直氣壯:「很緊耶,我打不開!」
我無可奈何地把水壺拿來扭了扭,真的蓋得極緊,只好又還給小胖子:「不好意思,我也打不開!」
小男生接回水壺,連聲謝也沒說,就匆匆一頭鑽進教室去了。
 
哎,現在台灣的小學生,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樣嘍!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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