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「安安的台灣遊學記」一文中，描述了安老闆去年在台灣讀小一的經過。不過那時員工A（又名老媽）沒有隨行，只能寫一些採訪到的二手資料。今年就真正見識到台灣的小學生活了，跟我們那一代很不一樣喔！
我在去年那篇文中提過：現在台灣社會的少子化情形非常嚴重，很多國小都怕招不到學生。安安本來就在台灣有戶籍，所以那時我們拿了美國的成績單和預防注射紀錄，很輕易地把她轉進去了（回美國前再轉出來）。有了學籍之後，今年的轉學更是簡單到了亳無手續可言的地步：我們事先根本沒有通知學校，抵達台灣後的第三天早上（星期一），安爸把安安和我帶到學校，在門口辦了訪客證後，就輕車熟路地直入教務處，把安安的身份證拿給職員看（安媽OS：我們為了方便，特別去區公所替安安辦了國民身份證），說要轉入。教務處的小姐在電腦一找：「喔，這位學生去年有來過嘛．．．（又打了幾下鍵盤）．．．好了，我帶同學和媽媽去教室吧！爸爸留下來繳費和買課本！」
我嚇了一跳：「就這樣啊﹖可是現在課上到一半．．． 要不要等下課再去，比較不會打擾﹖」
小姐豪邁地揮揮手：「沒關係，現在走吧！」
她把安安帶到了去年的同一班上，當時的導師已經退休，現在是代課老師在教，但同學都是安安認識的。教務處職員在門外叫道：「彭老師，來了個轉學生！」
老師事先當然不知道安安要來，而且全班二十四個學生，已經滿額了；但是她完全是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，眼睛眨都沒眨地說：「好好，轉學生．．．叫什麼名字﹖．．．各位小朋友，我們班來了一位新同學喔！」
全班同學一起往站在後面的安安看去，馬上有人叫了起來：「不是新同學，她去年已經來過了！」
老師說：「那麼同學妳自已去搬椅子吧！那邊角落有些多餘的桌椅可以用。」
安安剛進教室，還有點害羞，往後退了幾步。老師見狀就指著兩位同學說：「那你們去幫她搬！」
兩分鐘內桌椅搬好，安安坐下來。旁邊是她去年最要好的朋友，這位小女生把課本往兩人中間一推，和她一起看；老師立刻又開始講課了。講了幾句忽然想到：「對了，新同學妳的名字怎麼寫﹖」
安安還沒開口，底下就有人搶著告訴老師了。我站在教室外面，整個走廊空蕩蕩的，也沒人來管我；我覺得很有趣，也就繼續看下去。
安媽那時代的台灣，仍然是報禁、黨禁、書禁、旅遊禁、髮禁的十八禁威權社會：中小學校對學生的服裝、髮型、作息時間、課業要求以至各種行為，都有嚴格規定。老師的權力很大，體罰學生是常態，以「分數至上」為原則。那時的小學生，都是這樣子的乖乖牌，老師說往東，絕對不敢往西看一眼：
半節課看下來，我發現當今的小學生，比我們以前活潑了很多。大家穿便服上課，髮型、打扮五花八門。老師問問題時，有不少人搶著舉手回答；連老師沒問時，也有學生吱吱喳喳地問東問西：
不過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，是下課鐘響起時，老師看了一下課本說：「哎呀，這段還沒講完耶！這樣吧，我趕快講解一下，說完馬上下課！」頓時底下噓聲四起，學生們拍桌子、打板凳、開汽水、喝倒采．．．
土包子安媽在門外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「天啊，如果是在我們那個時代，學生那敢這樣子搞，早就被老師海扁了呀．．．」但是再下來我嘴巴越張越大，因為老師竟然一副息事寧人的模樣：「好好好，那麼就下課吧！」
下一節課是音樂課，上課鈴響後全班在走廊整隊，由班長領頭走上三層樓梯，到音樂教室去。我跟在隊伍最後面，前頭是幾個小男生，邊走邊嘻嘻哈哈地玩鬧。爬了半層樓後，我前面那個胖胖的男孩，忽然轉過頭來，把手裏的水壺遞向我，沒頭沒腦地說：「幫我拿水壺！」
我嚇了一跳：「這位同學，你們快要進教室了耶！我拿了你的水壺，待會你不就沒得用了﹖」（心裏OS：同學，你又不認識我！難道我長得那麼像外勞大嬸嗎??!
）
）小男生說：「拿一下下就好！」不由分說地把水壺塞在我手裏。原來他是要空出手來，和其他小朋友玩捉迷藏遊戲呢，就算只玩這麼一兩分鐘也好！
幾個男孩在樓梯上追逐了一下，眼看教室就要到了，我追在他後面叫：「同學，同學，你不要你的水壺了嗎﹖」
小男生「哦」了一聲，回頭接過水壺，但是立刻又作勢遞向我：「幫我打開好嗎﹖」
我沒好氣：「你不會自已開喔﹖」
小男生理直氣壯：「很緊耶，我打不開！」
我無可奈何地把水壺拿來扭了扭，真的蓋得極緊，只好又還給小胖子：「不好意思，我也打不開！」
小男生接回水壺，連聲謝也沒說，就匆匆一頭鑽進教室去了。
哎，現在台灣的小學生，真的和以前很不一樣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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