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，因為得主是知名的流行歌曲作者兼歌手鮑勃•迪倫（Bob Dylan）。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方說法，他得獎的原因是“for 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” （在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中，創造新的詩意表現手法。）我對他的歌曲近乎一無所知，只在學生時代唱過一首“Blowing in the Wind”（而且現在歌詞大概忘掉一半了），並無資格評論他的詩歌內容。不過我看了一些相關的新聞和評論，發現沒什麼人在質疑迪倫歌詞的深刻內涵、時代意義或是藝術性，最有爭議的一點反而是：流行歌詞可以算是「文學」嗎﹖例如紐約時報就說：
「鮑勃•迪倫不配得諾貝爾文學獎。．．．迪倫是一位卓越的歌詞作者．．．他的歌詞可以當成詩歌分析。但是迪倫的文字與他的音樂是密不可分的。他的偉大之處，在於他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。諾貝爾委員會把文學獎項給予一位音樂家，就錯過了對一位作家致敬的機會。」
就連迪倫自已，好像都有相同的疑問。他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的謝辭中說：「如果以前有人跟我說：我有一星半點贏得諾貝爾獎的機會，我必然覺得那跟登上月球的機率差不多吧。」他接著舉出莎士比亞作例子：迪倫認為莎翁在寫「哈姆雷特」時，並不會想到自已是在撰寫「文學」作品，只會考慮一些「最適合這些角色的演員是誰」、「這段要如何演出」、「我真要把背景設在丹麥嗎」之類的雜事，最沒在想的就是：「這是文學嗎？」然後他說自已也像莎翁一樣，除了致力創作外，腦中也塞滿了各種諸如「誰最適合演唱這些歌曲」、「我挑這間錄音室正確嗎」、「這首歌採用的調對嗎」的俗務，讓他從未有時間自問一句：「我的歌是“文學”嗎？」
諾貝爾獎委員會提供了一個他覺得很棒的答案：流行歌詞可以是文學，就像古希臘的吟遊詩人荷馬（Homer）及女詞人薩波（Sappo）的作品一樣。自古以來，各種形式的文學、音樂和藝術，基本上都是人類感情的抒發，旨在引起欣賞者的共鳴。孤芳自賞、成品秘不示人的作者，畢竟只是少數，絕大半的藝文創作者，是渴求自已內心的感受能有人分享的。而在以前沒有先進印刷術、更沒有網路的時代，和大眾喜愛的音樂結合，以通俗歌曲、戲曲形式呈現「文學」作品，其實是種相當主流的傳播方式。「伊里亞德」、「奥德賽」都是吟遊詩人賣唱之作；詩經是民謠集；唐宣宗在「弔白居易」詩裏說：「童子解吟長恨曲，胡兒能唱琵琶篇」，可見在唐朝時，連金髮碧眼的外國朋友，都會演唱「琵琶行」喔。宋朝的柳永更是流行歌詞大寫手，所謂「凡有井水處，即能歌柳詞」，其無版税的歌詞流行程度，大概不輸給鮑勃•迪倫吧。如果真像紐約時報所說：與音樂密不可分的文字，不能算是文學的話，那麼先有樂曲、再一字字配上文句的整本「全宋詞」，就通通不是「文學」啦！
對於所謂「純文學」的通俗化、大眾化，不少人的疑慮是：創作者在各種現實的考量下，就如狄倫所言，根本無暇想到作品的文學性，結果生產出來的東西，難免流於淺薄、媚俗。很多才力不逮的作者，也的確掉入了這樣的陷阱，終身成為一部迎合大眾口味的文字製造機。這類缺乏基本藝術水準的作品，不管是包裝成詩、小說、散文或流行歌詞的形式，都不配被稱為「文學」。但是真正的藝文天才，是可以超越各種世俗考量的；因為他們的動機，乃是與生俱來、連自已也控制不住的強烈創作慾，無論是說「每塊石頭裏面本來都有個雕像，雕塑家只是把它釋放出來而已」的米開蘭基羅，或是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」的柳永，又或是「不拍電影我會死」的李安，他們作品中那種令人震撼、驚嘆的美，是不會由於創造過程中，各種紛紜的經濟壓力、人事關係、產銷俗務的影響，而有所稍減的。這些大師真正非作不可的，是把腦子裏一直迫切地要求「讓我出來！」的作品解放出來，至於表達型式、商業效益，猶其餘事耳。
有一次我讀柳永的詞，看到一句「繫我一生心，負你千行淚」，忍不住想道：這種一千多年前的詞句，就算是放在今天八點檔連續劇的主題曲裏，仍然能讓人驚艷已極啊！而千載前終身窮途潦倒，作品在酒樓和綠燈戶裏到處傳唱的柳永，如果能眼見今天的流行歌曲天王名利雙收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勝景，可能也會搔著頭說：「呃，原來我的歌詞是“文學”啊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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